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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性生活這里有一個小調查，可能有助于我們反觀自己的行為，并了解自己的性心理狀況：

性心理與性心理健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性心理以及性心理健康下的定義，我們可以了解到：性心理，是人類性行為活動中的各種心理反應，性心理發展的生物學基礎，來自性生理。

性心理健康是指在性生理基礎上，與性征、性欲、性行為有關的心理狀態與心理過程，它包括與異性交往、戀愛、結婚等心理狀態。如果一個人的性生理發育出現障礙或缺陷，就會使這個人的性心理發展出現偏差。

一般而言，正常人可以通過豐富和完善人格、人際交往或愛情婚姻等方式，通過性行為獲得肉體、感情、理智等多方面的圓滿與協調。

通俗地講，性生理健康，性心理才能發育正常。也只有性心理和性生理都健康正常，人們才有可能會在性生活中獲取幸福感，產生親密感。

顯然，性生活與人的幸福感、親密感有著密切的關聯。從普通人的生活體驗出發，我們可以知道：性生活越和諧的夫妻或情侶，關系越親密且持久；人們一直以來都認為，和諧有序的性生活是男女雙方產生幸福感的源泉之一。

除了人們的日常體驗之外，心理學家還發現，性生活之所以能讓人感到愉悅和幸福，是因為身體上的愉悅接觸，會使人萌發出與對方融為一體的精神意識錯覺。

恰恰是這種精神意識上的圓滿與融洽，促使雙方重復性行為以獲取同等心理滿足，進而使性心理狀態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所以，在充分理解性心理的基礎上，讓我們結合個體實際理清幾個關于性生活的事實：

第壹、 性生活可以帶來身體上的愉悅感和精神上的幸福感，但幸福感卻不一定完全來自性生活；

第二、 性生活頻率越高，幸福感就容易降低（參考心理閾值）；

第三、 精神融合度越高的性生活，身體愉悅感和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就越強；

第四、 僅為獲取性快感而進行的性生活，會降低性生活的獲得感與幸福感。

性生活次數與個體的幸福感

提及性生活，必然要提到幸福感。幸福感，是一個含義較為廣泛的詞。它指的是：人類基于自身的滿足感與安全感而主觀產生的，一系列欣喜與愉悅的情緒。

物質匱乏年代，人們的幸福感90%都來自于物質上的滿足；但隨著時代發展，物質極大豐盛，而人們的幸福感卻并沒有因此得到滿足。

相反，它喪失得蕞為徹底，即：與客觀物質環境改善和提高形成對比的是，人們的幸福感并沒有呈現出相應程度的提升；這無疑體現了現代化的一種困境，更是一種尷尬。

所以，物質豐盛沒能提升人們的幸福感時，與此類似的是，當人們認為增加了性生活的次數之后，人們發現以往由性生活帶來的幸福感，不僅沒有得到提升，反而還有所下降。

這一結論并非空穴來風，而是來自美國Carnegie Mellon大學的一次專項實驗。

2015年，美國心理學家曾經試圖通過實驗來研究性愛頻率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通過實驗研究人員發現，人為地提高性愛頻率，并不能提升人的幸福感。

其原因在于：超過男女雙方認可和需求度的性愛行為，會引起人們對性愛需求的下降，甚至嚴重影響和降低性愛帶來的歡愉感。也就是我們在前面總結到的第五條： 性生活頻率越高，幸福感越會降低（參考心理閾值）。

卡梅隆大學的科學家們，將此研究成果發表在了《經濟行為與組織雜志》上。

此前，一直有許多人以為，人的性愛次數越多，所帶來的幸福感就會越強；所以性愛頻率與幸福感之間是正比關系。

但事實上，幸福感的含義相當廣泛，其形成也與諸多生活體驗緊密相關。而這些生活體驗中，當然包括性生活體驗感。

如果一個人從性生活中感覺到了幸福，那么，就會促使他/她有目的有動機地去追求更多性愛，而這就是心理學家們所說的“反向因果關系”。這種反向因果關系，表面看佐證了人們“性生活次數越多，幸福感越強”的觀點；實際上，卻是對幸福感這種情緒所涵蓋范圍的縮減。

所以，我們必須清楚了解的是：幸福感覆蓋面非常廣泛，性生活也的確會產生幸福感，但它并不是幸福感唯一的

性生活頻次與幸福感實驗細節

為了研究和分析性愛頻率與幸福感之間的因果關系，卡內基梅隆大學科學家將參與實驗的志愿者夫妻人為地分成了兩組。

一組名為實驗組，被要求將性愛頻率（次數）提高，即：原本一個月一次或一周兩次的夫婦，實驗開始后必須提高為一個月兩次或一周四次。而另一組為對照組，性愛頻率保持不變，從而與實驗組形成對比，以此來檢驗志愿者們的幸福感究竟哪個組更高。

本次實驗共有128位志愿者參與，年齡均介于35歲到65歲之間的，已經結婚的成年男女配偶。參與實驗的志愿者，還必須在實驗期間分別完成三份不同的調查問卷。

通過為期三個月的監測與調查，研究人員發現，被要求提高性愛頻率的實驗組志愿者在按要求提高性愛頻率后，他們的幸福感不但沒有提升，相反還有下滑。

而通過深入調查和分析后，研究人員發現，實驗組志愿者們普遍感覺到，不僅自身的性欲在不斷下降，連性愛生理快感也下滑了。

研究人員分析認為，人類的性心理和性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幸福感，是極其私密的。在私密空間越大越安全的情況下，不受干擾的性愛體驗才會帶來相應的幸福感。

而一旦性生活被記錄與公開，哪怕以實驗方式理性開展，人們的性欲也會因此受到干擾而減弱。哪怕是提升性愛頻率，原來私密空間中產生的，只屬于個體的幸福感也會降低甚至消失。

這是因為，實驗者是被公開要求提高性愛頻率，其多出來的性行為并不是出于自身真正的欲望。由真正的情感和身體欲望所引發的性行為，才可能誕生真切的性生活幸福感。

正如Carnegie Mellon大學經濟學和心理學教授、本項研究的主要喬治?羅溫斯坦恩（George Loewenstein）所說的那樣：“即使是性生活這種原本愉快輕松的事，如果一個人被告訴應該去做這件事，那么人的感受和體驗總是沒那么愉快的?！?/p>

喬治?羅溫斯坦恩還解釋說：

“在本次實驗中，當志愿者知道實驗目的后，他們的潛意識里會提醒自己所實施的性愛活動，不過是科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原始需求，那么他們的體驗感自然會差許多。所以，性生活次數與幸福感之間，并不是正比關系，而恰恰提醒我們，性生活真正的幸福感，來自人們內心真正的欲望，而不是別的什么。所以，保持自己的原始欲望，是獲得幸福感的重要前提。”

關于這一點，加拿大戴爾豪斯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的兩性關系博士后研究員繆斯（Amy Muise）也表示，性生活增進幸福感的原因是，它能讓人在一段伴侶關系中，從精神上感到滿足，陪伴與反饋的價值，往往體現在耳鬢廝磨與肢體纏繞上。

性生活的次數理應取決于兩個人的默契與自然生發的欲望，而不是強制一周多少次。次數不會帶來快感，卻會引發身體和心理上的不適。某種程度上來說，配偶之間，更多的是性心理欲望驅使之下產生性生理反應，而不是反過來。

繆斯的這項研究數據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其中包括美國華夏家庭和住戶調查的2400對夫婦。

時至今日，人們對于性生活的研究，不再拘泥于人體反應和狀態，而更多的傾向于人如何在性生活中獲取幸福感，如何通過健康有規律的性生活，喚醒一個全新的自我。

對于缺乏性生活幸福感的人來說，是時候制定相應的性生活計劃了。因為如果心理上沒有任何欲望，那么性行為的減少往往會導致男女雙方情感上的淡漠。

對于有些夫婦，性生活時間表的作用非常明顯，因為這會彼此對生活有盼頭，尤其是女性，這種性生活預期，會讓她們感覺到自己被對方放在了生活中允許先的位置。

但對某些夫婦而言，設定一個生活時間表就不太合適。因為這樣一來，似乎原本隨意的性生活變成了一件事務性工作，變成了日常生活工作任務清單上的一個項目。

對此，希拉姆學院(Hiram College)的心理學副教授阿卡西亞?帕克斯（Acacia Parks）說：“如果夫妻之間存在人際關系緊張或壓力、焦慮等心理問題，就不應該規劃性生活時間，因為這樣做反而會增大彼此的壓力?！?/p>

那么，夫妻之間何時進行性生活體驗可靠些呢？

在心理學家們看來，可靠些時間就是蕞不被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義務和責任打擾的時候。

比如，早上起來，男性的睪酮素水平蕞高，這一性激素可以促進男性性欲；所以，這個時段就是很好的時間點。此外，夜晚入睡前的性愛，可以使性激素得到釋放，不僅讓人感到舒適愉悅，更可以幫助人們迅速入睡。

而對于那些對彼此已缺乏欲望的伴侶，卡梅隆大學的科學家們則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建議。

這些夫婦可以嘗試傳統策略，也就是安排更多高質量的相處時間，并多進行場景、姿勢上的變換。

羅溫斯坦恩說：“這些夫婦可以多嘗試一下自己沒經歷過的性生活體驗。比如換個位于新環境、新酒店，然后當你的伴侶穿上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服飾，并做出在家中完全想象不出來的動作行為時，你們對彼此的感受就會大不一樣，而這種不一樣，對性生活有益無害?！?/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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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湯

編輯 | 一粒米

第壹心理主筆團 | 一群喜歡仰望星空的年輕人

參考資料：[1]Bloom, P., Hood, B. M., Leonards, U., & Donnelly, K. (2010). Implicit voodoo: Electrodermal activity reveals a susceptibility to sympathetic magic.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10(3-4), 391–399.

[2] Lalasz, C. B.; Weigel, D. J. (2011).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nd extradya dic relation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intentions to engage in sexual infide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 (7): 1079–1083. doi:10.1016/j.paid.2011.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