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fā)”，已成為長江經(jīng)濟帶建設發(fā)展的首要規(guī)矩。
發(fā)源于世界屋脊的“母親河”長江，自西向東奔流6300余公里匯入東海。2019年是《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zhàn)行動計劃》的實施之年，摸清了長江生態(tài)狀況的家底，修復行動陸續(xù)開始實施；2020年，將是長江大保護的成效驗收之年。即日起，將通過一系列報道，用文字、圖片、視頻、360度全景、H5等多種形式，呈現(xiàn)和記錄長江大保護行動中，“人、水、魚、場”等元素發(fā)生的轉變。63歲的老漁民張七榮終于決定要退休了。面對即將到來的“清閑”生活，她表現(xiàn)得并不輕松。在張七榮的意識中，她一直覺得活著就要搞漁，“不搞就沒有飯吃”。
在張七榮40多年的捕魚生涯中，她經(jīng)歷過木船上搖槳撒網(wǎng)、熬夜捕魚的辛苦，見證了機械化捕魚的普及所帶來的變化。她也是眾多漁民中，通過數(shù)十年“追夢”終于上岸安家，擺脫“以船為家”窘境的親歷者。
上世紀70年代末，柴油機在漁船上發(fā)揮的作用，曾給張七榮這樣的漁民帶來春天。張七榮回憶起那段時光時稱，一夜之間漁民們的收入翻了倍，很多漁民就是在那個時候擺脫漁船，終于在岸上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很快，江面上出現(xiàn)了更多的采砂船、工程船和貨船，漁船不得不為這些大船讓路，作業(yè)區(qū)越來越小，收入也開始下降。”
湖口縣48歲的漁民葉曉文也有同樣的感受，他回憶稱，從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紀末，九江的漁民經(jīng)歷了20多年的繁榮期，1998年鄱陽湖開發(fā)采砂，江面上的大型船只逐漸增多，為避免撞船發(fā)生意外，夜間捕魚的人也越來越少，漁民捕魚的時間和空間都被迫壓縮。
實際上，除了時間與空間，漁民們在過去的數(shù)十年間，還遭遇了其他的問題。都昌縣一名漁民告訴（thepaper），柴油機在改變漁民生產方式，帶來更多利潤的同時，確實對長江生態(tài)造成一定影響，現(xiàn)在長江流域水產品的數(shù)量和種類都在減少。在禁捕前，漁民們已經(jīng)遭遇了寒冬。
船與家
在與縣政府簽訂退捕協(xié)議前一天，2019年12月29日，張七榮心心念念，一直惦記著自己的漁船，此前相關的回收方案已經(jīng)發(fā)放到漁民手中，她估算著她所有的漁船漁具加起來大概只值一萬元左右。張七榮有些不甘，她說那是她的全部家當，“除了這些我?guī)缀跻粺o所有”。
張七榮是江西省湖口縣一名63歲的老漁民，她與丈夫祖祖輩輩都以捕魚為生，結婚后，他們共同經(jīng)營一條小船，這在當?shù)乇环Q為夫妻船。張七榮回憶稱，剛結婚時，他們每天凌晨兩三點就要起床開始忙碌，那時，每天晚上江面上都會亮起星星點點的漁燈，天快亮時，孩子們會被送到岸上去上學，她與丈夫則會繼續(xù)忙碌到下午四點左右，一人搖槳、一人撒網(wǎng)，一起收網(wǎng)，周而復始。
孩子們長大后，張七榮夫婦將他們全部送去外地打工。她說，對于他們這個世代捕魚的家庭來說，她比任何人都明白漁民的辛苦，老一輩人忙碌一輩子就想在岸上安個家，不用一家人擠在狹小的船艙里。
張七榮所說的船艙，在普通的漁船上，通常只有六七平方米，高度約一米出頭，一家人的被褥、衣服、炊具及日用品都擺放在這個狹小的空間里。
漁民們生活的船艙普遍狹小。本文圖均為記者 陳雷柱 圖婚后最初的十幾年里，張七榮一家人一直在漁船上度過。她說，那時候捕魚只能勉強維持生計，“搞一點吃一點”。但真正艱難的，除了辛苦與拮據(jù)，還要面臨未知的危險，一旦遇到風浪，就要面臨丟命的風險，“如果翻了船，船、家還有人，全都沒了”。
到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機械化捕魚的普及，木船逐漸被淘汰。漁民們紛紛打造了新的鐵船，并在船上裝上柴油機。新的生產方式，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最直接的體現(xiàn)就是收入的成倍增加。
之后的近二十年間，漁民們紛紛在岸邊安家。但好景不長，很快，江面上出現(xiàn)了更多的貨船、采砂船和工程船，漁民們的作業(yè)區(qū)越來越小。從2000年開始，部分漁民被迫上岸，尋找新的出路，閑暇時兼職捕魚，但更多的人，因為客觀原因留了下來。
張七榮說，她沒上過學，也不識字，盡管收入大不如前，但打工對她來說幾乎沒有可能，現(xiàn)在還留在漁船上捕魚的漁民，大多像她一樣，沒有文化、沒有技術。張七榮本想就這樣伴著漁船過完余生，她本以為只要肯付出時間和精力，生活總會有所改善，“但現(xiàn)在長江禁漁了，我不得不提前退休了”。
相對于張七榮現(xiàn)在面臨轉業(yè)難題，聚集在九江市都昌縣鄱陽湖畔的漁民們還有一年的過渡期，根據(jù)九江市禁捕退捕領導小組辦公室規(guī)劃，他們將在2020年底以前全部退出湖面，實現(xiàn)轉產轉業(yè)。
2019年12月28日，在鄱陽湖都昌縣水域，數(shù)十條漁船停靠在岸邊，所有的漁船用纜繩連接在一起，其中一條漁船上懸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詹氏家族漁業(yè)捕撈公司”。52歲的詹開豹就是這家“捕撈公司”中的一員。
詹開豹捕撈的魚詹開豹說，聚集在這里的漁民全都來自都昌縣和合鄉(xiāng)水產村，共有一千多人，他們其實并沒有在工商部門注冊公司，“捕撈公司”的牌子，更多是向外界宣告他們是一個集體，也讓各自捕魚的漁民們在捕魚歸來船只靠岸時，能感受到一些來自集體的溫暖。
和合鄉(xiāng)水產村距離鄱陽湖畔的捕撈點大約有半小時車程，詹開豹說，他們雖然在村子里有房子，但由于房屋面積小，距離鄱陽湖太遠，他與妻子幾乎很少回家，仍保持著在漁船上生活的原始狀態(tài)，“現(xiàn)在孩子大了，有自己的工作，我們夫妻兩人住在船上也不顯得太過擁擠”。
與張七榮一樣，詹開豹也沒有讓兒子繼承自己的事業(yè)成為一名漁民。他說，做漁民風險大、掙錢少，還很辛苦。詹開豹的哥哥曾在捕魚時遭遇風浪，最終沉船。他至今仍清楚記得，那是1999年農歷八月廿四日，那天哥哥從老爺廟出發(fā)，前往都昌縣，行船不到十公里時，遭遇了大風。風浪來襲時，哥哥的漁船正處于湖中心，一個浪頭打過來，船就翻了。沉船后，詹開豹的嫂子和侄女被大水卷走。
那一天，詹開豹的哥哥從早上6點事發(fā)，一直到晚上11點才漂到了湖對岸。他因為水性好，撿回了一條命，但家人和漁船全都沒了。詹開豹說，面對大風浪，很多時候即便目睹災難，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船毀人亡，這種危險是每個漁民必定會經(jīng)歷的，“只不過有人逃了回來，有人卻丟了命”。
詹開豹說，他從小在漁船上長大，沒有文化，因為除了捕魚，他什么也不會，“但孩子們不一樣，如果有得選，我們這一代漁民很少有人愿意讓下一代風餐露宿，繼續(xù)在漁船上討生活”。
對于鄱陽湖，詹開豹說，這片水域哺育了都昌縣一代又一代漁民，也有很多人為了生計在這里喪生，有人感恩它，也有人恨過它，但無論如何，他們始終離不開它。
生存“沖突”
詹開豹的哥哥現(xiàn)在與詹開豹夫婦一起在鄱陽湖捕魚，三個人兩條船一張網(wǎng)，他們撐起了兩個家。
詹開豹與妻子及哥哥在漁船上一起收網(wǎng)。實際上，詹開豹哥哥此前遭遇的悲劇，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發(fā)生了。“詹氏家族漁業(yè)捕撈公司”另一名漁民詹開梅說，在鄱陽湖生活的漁民遇到風浪很常見，隨著船只和機械的更新?lián)Q代，現(xiàn)在漁船的安全系數(shù)也要安全很多。這種更新?lián)Q代大約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因咸水機械化捕魚日趨成熟，那個時期國家提倡發(fā)展淡水機械化捕魚，在都昌縣搞試了點，“當時由國家出資，給我搞了兩條漁船”。
這次的試點工作很快讓漁民看到了機械化捕魚的優(yōu)勢。詹開梅說，此后的兩三年間，一些家庭漁船也紛紛裝上了柴油機，到上世紀70年代末基本已經(jīng)普及。先進技術在帶來經(jīng)濟效益的同時，也成就了漁民群體的新舊交替，一些老漁民因不適應新的生產方式逐漸掉隊，也有年輕人在看到其中巨大利潤后加入進來。
詹開梅說，此后一些漁民一味追求利潤，采取電網(wǎng)捕魚的方式捕魚，對生態(tài)造成破壞，當他們發(fā)現(xiàn)固有水域的魚越來少時，就會到其他水域搶地盤，漁民之間一度因此發(fā)生沖突。
然而，真正的沖突并不只發(fā)生在漁民之間。隨著機械化捕魚的普及、電魚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鄱陽湖，乃至長江干流的水生物種類和數(shù)量都在下降。
“詹氏家族漁業(yè)捕撈公司”一名漁民稱，這些年能明顯感覺到魚的個頭也開始變小，越捕越窮的矛盾日益凸顯，一場發(fā)生在漁民與自然之間的生存沖突，伴隨著淡水機械化捕魚的實現(xiàn)也逐漸產生。
鄱陽湖岸邊“詹氏家族漁業(yè)捕撈公司”的漁船整齊停放。漁民們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大約是在2000年前后。湖口縣的漁民葉曉文告訴，長江水生物本身的變化一開始并沒有引起漁民注意，但1998年鄱陽湖開發(fā)采砂后，許多采砂船進入鄱陽湖，此后，隨著鄱陽湖上各項橋梁工程開工，漁民們作業(yè)區(qū)逐漸被工程船、采砂船等大型船只搶占。2000年，一名漁民夜間捕魚時與一條采砂船發(fā)生碰撞，祖孫三人全部落水死亡。從此以后，很多漁民不敢在夜間捕魚。
隨著作業(yè)區(qū)的縮小，捕魚時間的縮短，漁民們的收入大不如前，這時候長江生態(tài)問題才引起漁民的注意，一些漁民意識到危機后，開始考慮轉產轉業(yè)。2003年，葉曉文與其他8名漁民一起籌錢購置了一艘工程船，此后，捕魚成為他的副業(yè)，他說：“一部分漁民的主動離開，為更多無法轉業(yè)的漁民開辟了一條‘生路’，但實際上，早在十幾年前，漁民們已經(jīng)開始遭遇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