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刑法志》中記載了一起“康買得救父殺人”案件：當時有一位名叫康憲的人曾借錢給京兆府云陽縣人張蒞，可是張蒞借了錢之后久久不肯歸還。這一天，康憲便帶著十四歲的兒子康買得上門討債。沒想到張蒞剛喝醉了酒，不但不肯還錢還與康憲發生了爭執，緊接著就廝打在了一處。張蒞趁酒勁將康憲咽喉扼住，眼看康憲就要窒息。站在旁邊的康買得見張蒞力氣大，而父親的情況又十分危險，于是他就拿起一把鐵鍬猛擊張蒞的頭部。張蒞的頭被鐵鍬重擊后流血不止，父親康憲因此得救。但是張蒞卻因為傷重，三天后不治身亡了。
當時的法律規定，如果父親被人毆打，兒子前往救助，那么若打傷了對方則應該依照斗毆的規定減輕三等論處，若造成了死亡的后果則不能減輕責任。按照這樣的規定，康買得就應該依斗殺之罪被判處死刑。案件上報刑部之后，主審此案的刑部侍郎孫革認為年僅十四歲的康買得能夠勇敢解救自己的父親實在孝勇可嘉，因此報奏皇帝請求對康買得進行寬大處理。
孫革為康買得救父的行為提出了三點減刑的理由：第一，康買得年僅十四歲，而傷害其父的張蒞力氣過人，在此危急關頭，康買得以鐵鍬猛擊張蒞頭部行為實在是救父心切的無奈之舉；第二，康買得的主觀心理是救父心切，非暴非兇，主觀惡性不大，情有可原；第三，康買得年紀雖幼但卻懂得救護父親的道理，難能可貴，因此“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正是出于以上理由，孫革請求皇帝法外開恩，對康買得“減死罪一等”處罰。孫革的建議可謂情法兼備，不僅不虧于法理，而且能夠從人情與事理中尋找禮與法的平衡。最終由皇帝對康買得的救父之舉進行寬宥，不僅可以鼓勵孝子，而且彰顯國家對儒家孝道的堅持和倡導。
講史者語：2018年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將“昆山反殺”案列為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通過典型案例明確正當防衛在個案中的界限標準，激活了刑法中的正當防衛條款。2019年12月30日，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唐雪正當防衛一案”情況通報，指出唐雪的防衛行為系正當防衛，依法不負刑事責任。同日，麗江市永勝縣人民檢察院對唐雪作出不起訴決定。
正當防衛條款背后其實蘊涵著具體個案中的情理，故事中刑部侍郎孫革努力在情與法之間尋找平衡的主張告訴今人一個道理，司法者應該通過法律的解釋適用來努力平衡個案之中的天理、國法、人情。清末主持變法修律的大臣沈家本則說：“新學往往自舊學推演而出，事變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總不外‘情理’二字。”
時過境遷，古今之間不僅法律制度發生了巨大變革，社會的倫理關系、價值觀念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然而不變的是，法律永遠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凝聚和集中體現，只要是順應基本人性和人倫情感的法律和判決，就能夠得到人們的自覺接受和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