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5日是聯合國確定“國際消除家庭暴力日”第20周年，我國出臺反家庭暴力法也已近4年。有關社區從業者、法律人士和專家認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而家庭暴力被視作“家庭癌癥”，亟須各地強化法律保障、出臺反家庭暴力法實施細則，以法治之力消解家暴之痛。
“家庭癌癥”折磨“社會細胞”
家庭暴力，對每一位家庭成員都是不可言說的傷害。面對家暴，很多家庭成員選擇“隱忍”，有的導致家庭關系破裂，有的造成惡性案件。家暴，成為折磨家庭這一“社會細胞”的“癌癥”。
山東省婦聯權益部部長王麗臻說，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據全國婦聯統計，全國2.7億個家庭中，有30%的已婚婦女曾遭受家暴，并且有70%的施暴者不僅打妻子，還打孩子。
廣東省東莞市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社工杜惠欣告訴記者，有些婦女之所以忍受家暴，主要是考慮離婚后經濟壓力大、對孩子成長的影響、部分農村地區輿論壓力大等原因。
“也有些婦女對家暴概念不清楚，以為只是簡單的夫妻吵架，她們沒意識到自己正遭受家暴。”杜惠欣說，事態嚴重后，才發現家庭關系已經破裂。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審判庭法官黃文勁說，因為家暴導致死亡的極端個案仍時有發生。他一直記得審理過一個案子：案發當天，女方曾自己跑出去說“他要殺我”；但最后還是被人勸回家。其實女方意識到人身安全遭威脅時，就不應該再回家，“那時她的家，已經不是避風港。”
“隱蔽性”滋生家庭暴力
業內人士指出，一方面，多數家暴行為仍受傳統觀念的強烈影響，沒有及時得以介入、制止；另一方面，家暴行為中的精神暴力、經濟控制突顯，高知家庭、公眾人物群體的家暴行為也更具隱蔽性。
山東女子學院社會與法學院教授張雅維認為，相比普通家庭，公眾人物、高知群體的家暴行為更難為外人所知，而一旦被披露，社會影響更為廣泛。
數據顯示，“高知群體”并非能夠更好地保護自己，也存在被家暴的風險。廣州市婦聯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從年齡分布看，當地家暴案件當事人年齡一般在18周歲以上，26歲至59歲比例相對較多，而被施暴方文化水平既有文盲、小學、初高中也有大學生、研究生，其中初中生比例較高，但本科和研究生占比也達11%。
張雅維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家丑不外揚”等思想在一些家庭中還很有市場，這與家庭成員本身的文化水平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一方面，很多家庭成員并不了解反家庭暴力法，暴力發生時沒有及時有效的保護證據，導致舉證困難；另一方面，一些家庭成員在舉報、報案中態度反復變化，也滋生了家暴行為的進一步惡化。
有關專家認為，特別是家庭成員間的精神暴力，其本身具有極強的主觀色彩，形式多樣、缺少證據，在警方的后期調查中也出現了較大的認知偏差，導致難以得到及時救助保護。
法治之力還可以更給力
家庭暴力，早已不是家務事，而是有法可依的違法行為。發布人身安全保護令、建立家暴事件首接負責制……2016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今年1月1日，我國第一部關于預防、處置家庭暴力的綜合性地方性法規《山東省反家庭暴力條例》也開始實施。
據王麗臻介紹，在治理家庭暴力過程中，婦聯、公益組織等群體被形容為“娘家人”，多以心理咨詢、婚姻輔導、法律咨詢援助等介入服務為主；而公安機關、法院法律保障等則被稱形容為“舅家人”，可以及時出警、當場訓誡，并在受理申請后及時發布“人身安全保護令”。
“保護令是阻隔家暴的一道隔離墻。簽發保護令只需有家暴危險存在，并不以家暴行為發生為必要條件。”王麗臻說，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顯示，在過去一年里全國各級法院共發布“人身安全保護令”1589份。
杜惠欣說，目前“人身安全保護令”最長6個月保護期限，已經起到很大震懾作用，在6個月內，社區工作者能與求助者積極協商保護舉措。比如，如家暴后仍有跟蹤行為，建議當事人立即報警；如果兩人“相愛相殺”，依然決定回歸家庭，也會給出自我保護建議。
山東省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張明敏說，山東開創性提出了家暴“首辦負責制”。只要發生家暴或發現疑似家暴，家庭成員都可以到村委會、居委會、相關職能部門尋求幫助。“誰第一個接到舉報和投訴，誰就要負責到底，以避免部門間扯皮。”張明敏說。
黃文勁、杜惠欣等人建議，消解家庭暴力，法治之力還可以更給力。目前，人身保護令要有警察出警回執、驗傷報告等，申請流程較長，而6個月保護時期相較于長期存在的家暴行為，依然較短；同時保護令內容聚焦“人身”，沒有涉及“財產”，導致不少受害方迫于經濟、生活壓力回到家庭暴力中，致使保護裁定的效果大打折扣。他們建議，應適當延長保護期，在地方條例中加入財產保護的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