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員，困在算法里。”

你還記得這句慨嘆嗎？

就在去年9月，一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 》的文章刷爆網絡。

這篇紀實文章，揭露了外賣員在平臺AI智能算法的“逼迫”下，保持越來越快的送餐速度，以至送餐路，幾乎成了送命路。

服務人類的算法，正在侵蝕人類。外賣員的生存困境發人深省。

吊詭的是，在外賣員被困算法的同時，外賣平臺的外賣員人數，卻仍在攀升。至去年10月，文章所聚焦的某外賣平臺，全國外賣騎手已破400萬。

何以人們仍在爭相去做“被困在算法里”的外賣員呢？

而在外賣員人數刷新上限的同時，工廠工人的人數仍在銳減。

寧波、東莞等制造業基地，“用工荒”愈演愈烈，一東莞的電子廠老板在抱怨：

“無塵車間、舒適有空調，底薪1720，生產員工每月連加班費后最低4千多，焊錫熟手加補貼后高的能拿到七千多、包吃包住，可就是招不到人”

一面是外賣人員數量瘋狂增長，一面是工廠卻越來越難招人——

這揭示出怎樣的產業困局和人文困境呢？

第一，產業層面的脫實向虛

外賣員背后是餐飲等服務業，而工人背后是電子廠等制造業。

勞動力上的此消彼長，實質上，是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比例調整。也即近些年被屢屢提及的：脫實向虛。

制造業的勞動力在流失，去向便是服務業，相類似的轉型在外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都發生過。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脫實向虛是大趨勢，但從國民利益的角度來說，猝然的制造業空心化，則貽害無窮。今天的外國便是明證。

應當說明，我們并沒有忽視外國的殷鑒，大國工匠仍是國家的柱石，制造強國仍是我國的底色。但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還是結結實實地壓在了工人的頭上。

工人為何不去工廠、而去做外賣員？其根本原因，用馬云的話就是：錢不到位、心受委屈了。

從工廠主的角度來看，自己開出的薪酬優渥，但在工人看來，卻是壓榨、且滿滿套路——比如招工說4000保底，可進廠后才發現，底薪3000，另外的1000都是加班的血汗錢。

橫向比較，一份工一份錢的外賣員，更具吸引力。

第二，技術層面的“算法吃人”

互聯網算法的“吃人效應”，不止體現在外賣員身上，也體現在工人身上。

一言以蔽之：純粹理性的配置資源，其本質是錯位配置資源。

算法是不講人情的，而只進行純粹的理性計算。

但這種理性是片面的，在外賣員身上，她只計算單位時間配送的距離，卻不考慮交通環境、外賣員身體狀態和安全因素。因而造成了資源的錯位配置，看似高效，卻是心牢。

在互聯網時代，這種純粹的理性系統，其實也已蔓延到工廠。外賣員身后有算法，工人身后也有算法。

生產線上，運行著一系列時間管理工具，對生產效率也在“涸澤而漁”，壓迫性的勞動力開發之下，工廠的工人，何嘗不是被困在算法里？

比如生產上一個零件工，他的最佳成績是一分鐘裝60個零件，但當效率管理算法捕捉到他這一成績，便會將“最好成績”當成“普遍的成績”，極限的壓榨便就此一發不可收拾。

而生產線是標準化的，意味著這種壓榨定時發生，相比之下，因訂單而異的外賣員，還殘存工作的彈性。

再說明白些，外賣員和工人都面臨“算法吃人”的困境，而工人的，還“更吃人”些。

第三，文化層面的紐帶更替

關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文化領域的解析是我的老本行。但不得不說，對于城市文化的解析，還是有些理解門檻的，我盡可能深入淺出。

文化是什么？其實所有文化的本質是人與人的關系。

我國正在從農耕社會的鄉土文化，向著工業社會的城市文化過度，人與人之間的鏈接也在急劇變化。

春節檔大火的電影《你好，李煥英》，所呈現的，便是數十年前，在不發達的工業下，我國的城市文明形態。

城市中的人，是以工廠為連接點、為紐帶的，工廠提供人類生活所需，包括醫療、住房、教育等，城市中人與人的根本關系是“工友”。

而如今，伴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文化也完成了迭代。外賣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中繼點，實際上，也是城市文化嬗變的中繼點。

在日益原子化的現代城市里，人與人在線下聯系的紐帶何在？

形象地說，便是外賣員，外賣員是生產關系、生活關系的承載。當然，在經濟基礎的角度說，便是餐館對工廠的取代、服務業對制造業的取代。

外賣員與工人背后，是城市文化的代際演變。以生產為核心的城市文化，和以娛樂為核心的城市文化相比，已然成為弱勢。

無論是怎樣的經濟水平、何種形態的產業結構，生活的落腳點都是人，外賣員的增多、工人的減少，留給時代的根本問題，仍是——

我們應當建立怎樣的人與人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