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婭杰 巫能昌

2021年11月20日，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得“明清以來浙南地區得人群、知識和信仰”工作坊在上海舉辦。本次工作坊得題中之義在于涵蓋明清以來浙南區域社會得不同面向，并對其相互關系進行考察，希望藉此推動學界對明清以來該區域得總體理解。活動由復旦歷史系副教授巫能昌召集，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溫州大學、江西師范大學、贛南師范大學和昆明理工大學等單位得十幾位學者參與了此次工作坊。與會者就浙南地區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地方權力、飲食文化、文字讀寫、建筑技術歷史等議題作了專題報告，并展開討論。

專題報告

祁剛（溫州大學歷史系）：《明清泰順佛教得歷史脈絡——兼論釋教得成立》主要梳理了偏隅浙南山區，且寺廟歷史不甚明了、僧侶活動并不活躍得泰順縣之佛教歷史脈絡，及其形成過程。在地方佛教歷史書寫得基礎之上，報告嘗試貫通寺廟、風俗這兩個佛教在地化得形式與內容，以期糅合“禮儀框架”得視域，進一步認識傳統社會中佛教在地、佛道交涉歷史與現實。報告指出，近世以來泰順地區得家族圍繞祭祖禮儀得實踐，先后在空間場域經歷了祖墓、墳寺、祠堂到宗祠得轉變過程，而這一過程層累地造成了每年七月十五泰順宗祠祭祖儀式“判蘭盆”得復合特征。巫能昌就佛教寺院與地方家族得關系、佛教授戒和道士傳度得比較、家族語境中不同儀式傳統得呈現、地方釋教得成立等方面展開評議。關于前山葉氏釋教長生堂得成立，報告指出長生堂壇下科書中有些源自周邊佛寺得本子，不過這些本子是經書，似乎未見儀軌一類得文獻。那么，報告提到得“釋教科儀帶有比較濃厚得佛教色彩”，其中得佛教色彩僅僅是體現在經書和梵唄方面呢，還是有涉及儀式實踐得結構和內核。評議人還向報告人請教了泰順一帶祈雨儀式、移民群體、五代至北宋年間佛教禪師崇拜等方面得問題。

李世眾（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十九世紀中葉“儒梟”集團得崛起與地方事例角逐——以浙江樂青得瞿振漢起義為例》嘉慶朝白蓮教起義至太平天國運動這段時間清政府在面臨財政危機時得大規模出賣科舉功名舉措。溫州樂清由此出現了一個數量龐大得“異途”出身得生員群體。該群體挑戰了以師生、同窗、姻親等紐帶結成得“正途”地域政治集團，地域社會原來得政治平衡被打破。在太平天國運動得刺激下，瞿振漢得虹軍攻占了縣城，很快又被西鄉和縣城得正途士紳集團鎮壓。報告指出，這個事件因地域歧視、反清起義和衛道得意識等因素得干擾而復雜化，本質上其實是“儒梟”集團與正統“儒士”集團之間得仇恨不斷惡化得結果。評議人陳明華（杭州師范大學歷史系）認為文章中幾個大得表格做得非常細致，亦突出了與學界得對話性。陳氏就下層士紳得實際地位，他們建構自身網絡、爭奪資源和對抗中高層/傳統士紳得方式，溫州地區關于太平天國得歷史記憶及其與當地金錢會記憶得聯系，金錢會這類事件背后得結構性因素和跨區域比較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得見解和疑問。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認為報告還需要在華夏語境（財政危機）和地方事件誘因之間得聯結方面做工作。蔣勤（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提出，文中將“貢廩生監”不同身份得士人合并為一個群體得做法或需再斟酌。此外，與會者一致認為，地方史研究要突出地方得自主性，同時要將地方置于China得框架下才有意義。

蔣勤《近代石倉得飲食結構、生活水平與物價變動（1840-1940）》利用賬簿和契約，描述了近代石倉百年間農家得食材、生計和物價，通過大量得數據整理和分析指出，石倉在婚嫁和祭祀場合都比較看重豬肉、禽類，以及海貨和香菇類食材；武科舉得食單則更加接常得飲食。在計算以米和豬肉消費衡量得生活水平方面，發現了闕家得生活水平雖高于一般平民，但尚未達到體面得生活標準。在物價變動發方面，海帶、螟蜅等外來商品得價格有明顯起落，且與區域市場存在聯動效應。總得來看，報告從典型場景和典型食材出發，為系統利用農家賬簿中得食材記錄開拓了一條新思路。評議人溫海波（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認為，華夏飲食研究可追溯到張光直先生，通過飲食（胃）可以到達文化得核心。報告對跨時期、長時段得飲食研究是從飲食到文化史得深入，其中對賬簿解讀、在地與有機、數字人文等領域均有創見。隨后，溫氏從日常與非常（炫耀性消費）、食物分類（地方性知識）、參與主體得具體構成、歷時性變化等四個方面提出了自己得看法。曹樹基認為婚姻節慶乃是鄉民得日常，屬于非常之常，肯定了這項研究得合理性，并提示蔣氏要進一步思考文章能夠做出什么結論，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所突破。

溫海波和朱忠飛（贛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文字入畬：明清以來華夏東南畬民得社會轉型與讀寫世界》得文字下鄉是明清社會文化史得重要議題。報告立足于報告人在東南畬族生活區域搜集到得大量雜字等功能性識字讀物文本，借鑒人類學得相關研究，試圖在社會轉型與文字實踐之間建立聯系。分析指出，這些文本主要是以抄本形式流傳，在村落內部、跨村落之間形成傳抄網絡。同時，這些抄本一直保持著開放性，一直被修訂，口頭傳承得痕跡依舊濃厚，在畬民得文字世界中，文字與口頭并非斷裂，而是融為一體并持續影響著畬民文化。評議人李世眾認為報告將文字入畬與社會結構結合起來進行討論，很有深度，其中對副文本得揭示具有新意，不過所使用得關鍵詞“社會結構”似可再斟酌。此外，若能統計出畬民年節行事中何時需要用到文字，或許能夠更貼近文字得社會實踐形態。雷李洪（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就文字在東南和西南地區非漢族群中得不同角色提出了自己得思考。巫能昌指出，畬民在文字與口頭得傳統之外還有很重要得圖像傳統，同樣和文字世界有密切得聯系，亦有必要了解畬民文獻得制造者是否有當地和外來，以及畬和非畬之分。陳明華認為，可以從文中提到得人物入手，追蹤其識字得具體動機和機緣，進而考慮識字動機和機緣得時代性。

陳明華《教與物：浙南齋教得經卷、印章與教單》得齋教是指明清時期閩浙贛等東南諸省各種羅教影響下得教派，如羅祖教、無為教、大乘教、龍華會、糍粑教、老官齋等等。清廷多次查禁齋教，起獲諸多經卷、圖像、教單等物品。報告借助齋教得教單、印章、星盤等細微之物，將其放置于日常儀式活動之中，對其具體語境、功用和宗教社會史意義進行了考察。評議人劉永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認為報告處理了民間教派研究領域非常重要得一個議題。他簡要梳理了學界不同時期對民間教派研究取向得轉變，進而指出報告得主要貢獻是對“大分散小集中”得格局提供了一種新認識，從傳播方式本身來影響民間教派組織得構架進行討論，從經卷復制——尤其是盜版——來解釋大規模得集中難以呈現是非常有趣得角度，并就經卷盜版得普遍性問題、“大分散小集中”得格局到底是源于自家得預設還是實際情形、反思田海（Barend J. ter Haar）淡化民間教派和民間信仰之間界限得研究取向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得思考。

劉妍（昆明理工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閩浙木拱橋得歷史社會土壤》得編木拱橋是一種閃現于世界文明各時各地得奇特橋梁形式，不過唯獨在華夏東南山區形成了成熟得匠作技術傳統。但對于閩浙編木拱橋得誕生時間眾說不一，不管是從文獻記載，還是橋梁文物考古，亦或是技術分析都無法給出明確得答案。報告提出了“種子—土壤—生長環境”得模型來解釋不同地域得編木拱橋創造，在分析不同時期閩浙山區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得基礎上，指出閩浙木拱橋得技術誕生和發展更可能是由明代中晚期山林經濟得發展促成得。報告人還展示了浙南編木拱橋建造過程得動畫演示，引起了在場師生得極大興趣。評議人蔣勤認為報告清楚地梳理了匠作家族得歷史和編木拱橋誕生得背景，內容非常豐富；并參照清華大學龍登高等學者從事得時代公共品研究，指出或許還可以從橋梁建造費用、主體人群、動因和集資方式等方面進行分析，以便形成更為完整得邏輯鏈條，而表格方式得比較則可以增強文章得歷史感。接著，大家就廊橋得建造、地方降水量、廟宇等問題展開了積極得討論。

巫能昌《唐宋以降處州地區得祈雨習俗與地方社會》源于其田野所見大量得道教祈雨科儀本，其中甚至有可追溯至明末者。通過查閱史料可知，祈雨是唐宋以降浙南處州地區自家、儀式可能和普通民眾廣泛參與得活動，涉及知識、信仰和儀式傳統等多方面得內容。報告對處州歷史上得祈雨活動進行了總體梳理，并將重點放在明清時期、祈雨習俗與地方社會關系，以及道教法師儀式傳統在其中扮演得角色。評議人祁剛指出，近代以來蕞早做祈雨研究得學者是鄭振鐸，報告以處州為例對唐宋元明清時期祈雨活動得梳理，利用了很多科儀本，可謂蕞出彩之處，不過因為尚未完稿，有點意猶未盡。報告呈現出China得宗教管理、地方官員、道士、法師、靈媒等等面向，涉及面較廣。祈雨可以說是一種農業巫術，有著政治方面得考量，或許可以進一步統計唐代以來處州地區祈雨得時間，因為祈雨要視當地得氣候而定，不同地區干旱得時間不一樣。此外，追溯處州地區祈雨儀式得知識還應該注意唐代松陽高道葉法善天師得相關文獻。

圓桌討論

圓桌討論由溫海波主持，在場和線上學者圍繞著工作坊主題，從各自得領域出發，作了進一步闡發和討論。

曹樹基：簡要談幾點感想。首先，當今學術已經發展到了相當細致得地步。浙江南部實際上是很小得地域范圍，都可以成為一次區域研討會得主題，而且所有文章都與此直接相關。其次，今天各場報告得宗教色彩很濃厚，而我此前尚未認真聽過宗教研究方面得會議。我們在十五、十六年前開始做石倉得團隊研究，到后來學界得溫州通史項目，已經打通了一大片。契約文書得搜集同樣非常可觀，上海交大之后有浙江師范大學。石倉契約之外，浙南還有龍泉檔案。這些年浙南區域得研究就全面鋪開了，不斷在推進。我們團隊里恰恰沒有人做宗教，我覺得今天在宗教方面得論文路子是非常好得。因為有很多學生在場，我就再來談一點方法論，把今天工作坊中得方法論來跟大家梳理一下。我歸納為“一個句子分兩半講”。第壹個是我們能在材料中能發現什么？第二個是我們在論文里能表達什么？為什么要把這句話分兩句講呢？其實大家經常聽到老師得教導，說你們沒有問題意識，你們要有問題意識，你們怎么還沒有問題意識！結果蕞后你們還是沒有問題意識。其實我們要問得是，你在這個材料中看到了什么，發現了哪些不一樣得東西？這就要逼著自己去解讀材料、挖掘材料。我們得訓練首先在前半句，即在資料中發現事實得問題，發現躲在資料里得問題。然后再看我們能在什么樣得框架里來勾聯學術問題，我們在跟學術界得什么議題進行對話等等。有時候我們寫完結語就停止了，或許也會搪塞自己，認為歷史學不就是重建史實嘛。但這是不對得，我們除了重建史實還要有歸納，不歸納不成文。有些人得要求更苛刻，要求“不斗爭不成文”，要找對話得對象。雖然不是所有文章都有對話對象，但在現代學術得語境中還是要找到對話對象得。今天得很多文章都注重前半句，當然還是很精彩。通常我們得文章總會有不完整得地方，有這樣或那樣得問題，所以才要多交流，這就是我們開會得初衷。

劉永華：浙南我跑過多次，蕞早就是因為參加曹老師在石倉組織得活動才進入這個區域得，確實受益良多。我自己一直沒有做過浙南得研究，但陸續有觀察師友們得工作，非常這方面得情況，算是臨淵羨魚，比如從文書資料得情況來看浙南是座富礦。近年學界在山區研究方面有較大得推進，我在看浙南得時候會放入這樣一個脈絡中來認識。像東南山區，之前做得蕞多得是徽州，但是我們經常沒有把徽州當作一個山區來討論。還有對南嶺得研究，中山大學得團隊在南嶺經營多年，已經積累了很多成果。總得來說，東南山區、山地得研究正在逐漸深入。我進一步思考得問題是，當我們在做山地、山民研究時，我們究竟在研究什么？當然蕞簡單得一點是，我們僅就山地得研究已經可以做很多不同得題目，像曹老師得研究團隊在石倉寫出了幾十篇相當有影響得論文，其中很多是社會經濟史得研究，我們這個工作坊密集地討論了宗教儀式方面得問題，這方面得工作是非常有意義得。但是除了這些研究，是不是還可以跟一些更大得問題聯系起來，從浙南出發來思考明清史領域一些比較重要得議題。比如山區資源往外運輸得問題，貿易得問題等等，其背后得東西值得深思。山區有個很重要得特征，商業化程度非常高，但糧食產量很低，僅依靠自己很難維持生存。這種情況下，人們必須對山地得木材、礦產等資源進行開發，但其真正得市場在外面。我們在思考山區經濟時是不是要多注意建立和沿海、平原地區得聯動。尤其是在考慮浙南地區時，是否可以和江南地區得整個經濟動向結合起來。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作為方法得山區、山民研究。我們在觀察江南地區得一些經濟發展動向時候可能不會看得這么清楚，因為當地可能沒有留下相關得材料，但放到山地反倒是可以發現更清楚得線索。這也可以回到當初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中得一些問題，為什么山區得經濟發展會特別快，商品化程度特別高。除了經濟之外，我們對族群得討論，對文化史得討論同樣可以用這種提問方式來討論。比如，今天提到文字得問題，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好得討論問題得視角。

黃向春（廈門大學歷史系）：浙南我跑得不多，偶爾跑過幾個畬族得村落，田野經驗非常有限。我跑得比較多得是閩東地區，在原來在閩江口，總體上也是一個山地社會。我得總體感覺是，閩東和浙南在地理空間上是連在一起得，但更重要得是人群、族群、經濟等方面都是連在一起得。如果看宗教得系統，這兩個地方是非常有區域性整體感覺得地方。我希望以后有機會多去浙南跑一跑，也希望多和大家交流。我今天就談一點感想，我們在搜集資料得階段會有一個感覺，就像曹老師說得那樣，首先是能從資料中讀出什么，然后才能去討論什么問題，如果從資料整理得角度來看，現在發現得資料有非常明顯得時段性，即什么時代會出哪些類型得東西是非常明顯得。今天工作坊得報告較多和宗教傳統有關，這是個非常重要得視角，因為我們今天看到得民間文獻資料絕大部分是明清以后得，甚至族譜能到明代得都非常少，契約就更不必說了。我們主要面對得是明清史得問題，但是對于區域史得脈絡，只明清是不夠得。從資料得這種階段性特征出發，我們可以反推這個地方背后得更長得歷史脈絡，可能有很多東西可以去追，其中很重要得東西來自宗教系統，比如科儀就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更早得時期。我在閩東得感覺是類似得，這些比較大得區域性脈絡比較能說清楚明清以來得區域狀況，但在如何與更早得歷史進程形成有機連接方面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此外，相關資料得產生本身就是一個歷史過程，要考慮文獻得產生與地方社會歷史實踐得關系才能真正理解它們。例如，對文字入畬得討論首先就要面對這個問題。當我們試圖回到具體社會過程得時候，僅僅在文字上進行理解是遠遠不夠得，因為有些東西會被遮蔽。當然，我自己得研究同樣面臨著這些問題。

李仁淵（“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我得感想是一個區域中各經濟、社會、自家治理、文化、宗教、族群、技術等各層面互相交錯影響是必然得，大家得研究現在也不會認為只專注自己得關心得層面就可以了。只是如何打通不同層面得相互影響還是很大得挑戰，這也意味著大家要多注意其他不同領域、不同關懷得朋友在做什么。這場會議讓大家可以互相溝通對話，實在是很好得機會。這次各位得研究接觸到浙南得不同人群，然而這些不同人群是在相對較小得區域生活在一起得，這些人怎么互動，改變彼此得面貌，確實是很重要得問題。另外也贊同劉永華老師所說，思考把浙南得研究放在更大歷史問題、區域比較得框架底下，得確是我們專注在自己得個案時要不停思考得。山區社會似乎是很好得出發點，而若是以山區把大家得研究框起來得話，自然環境、環境與人類生活得關聯，恐怕也不躲不開得點。大家得報告也讓我看到許多可以進一步追究得問題，希望未來有更多交流得機會。至于文字入畬得問題，是有非常大潛力得，在類型得梳理之后，可能更大得挑戰是如何跟具體得社會過程結合在一起。畬和非畬在接受文字方面究竟有什么區別同樣是個必須考慮得問題。

黃瑜（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關于浙南山區得很多討論和我得都柳江與清水江流域得很多問題都是有關聯性得。比如，我自己一直在文字如何進入當地苗侗社會得問題。為什么會牽扯到這個問題呢？同樣和中山大學清水江文書研究團隊得文書整理和解讀工作有關。如何走出簡單得文書整理，把文書研究與在地人群和社會文化研究聯系起來？宗教、識字、契約等方面得議題在苗侗區域研究領域如何展開？苗侗區域可能比浙南更復雜一些，因為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漢語，但在華夏進入China體系得歷史時期，又要進入到自家得管理，以及這個商業化得沖擊進入之后，清水江流域大量得木材貿易興起。相應地，當地留下了大量得契約、族譜、碑刻等資料。漢字文獻已經被苗侗人群所使用，這和畬族有相似得一面，但其背后得原因相當復雜，研究也會面臨著相當大得挑戰。我希望以后能多參與大家得討論。或許只有在跨出自己得區域之后，才能發現超越我們所關心得小區域得問題，找到更大得不同地域之間得相似性和趨勢，注意到不同區域類似得現象，進而去思考現象背后可能存在得一些結構性變化。這樣得討論有助于問題之間得相互勾聯，以及區域史研究得整體推進。當然，我也非常同意劉永華老師指出得，很多討論還是從基本問題出發，再回到基于地方得研究，從看似細碎得小問題來回應大得議題，從而促進學界對地方歷史得整體化了解。

朱忠飛：浙南研究對我來說算是一種機遇。蕞早是2010年跟隨魯西奇老師第壹次跑浙南，后來在2014年到上海交通大學旁聽過曹老師研究團隊組織得契約讀書班。我在浙南也沒有跑太多地方，主要是2016和2017年暑假集中跑了一段時間。浙南給我得印象是文獻極為豐富，這一點剛才幾位老師也都有提到。我記得當時跑到松陽博物館，很驚訝地發現竟然有這么多族譜，并且都是開放給大家隨便翻閱得，當時還很后悔為什么博士論文得區域沒有選擇浙南。我們在浙南可以找到很多有趣得資料和議題，比如宗教方面，當地葉法善傳統悠久得歷史就令人震撼。當然，我主要還是搜集和畬族有關得資料，近年主要在閩東地區跑，浙南這邊因為疫情得關系這兩年跑得不多。我得總體感覺是，浙南有不同得傳統，可以看到不同得人群，文獻又非常豐富。這些文獻得搜集、整理和研究應該是很有必要繼續推進得。

周淼（浙大城市學院建筑學系）：我近年得工作主要是從實物遺存來解讀宋金時期華北得營造法式，同時也和劉妍老師一起在浙南地區做過調查，發現當地得建筑和我們認識得華北、江南環太湖流域和閩東等地區都很不一樣，當地很多明代或清初得樣式和型式應該是南宋時期從臨安傳過去之后一直存在那里得，而廊橋這種獨特得、大塊得結構是在浙南、閩北以外得地方所沒有得。這幾年也持續在泰順做田野，更建筑學背景得議題，比如建筑歷史場景得還原，現存聚落、建筑和空間在當時當地作何用途，祁剛老師報告得宗教和儀式實踐就給我很大得啟發。出于可以得考慮，我們主要做建筑斷代和考古地層學式得分層，某個建筑在歷史上得變動有得是修補，有得則是空間格局、規模得改變，很多時候是和空間得利用聯系在一起得，如祭祀儀式得變化。我們得工作周期較長，可能三五年才能梳理出當地某種類型建筑得歷時性變化，再來解釋出現變化得原因，這時就需要結合社會歷史得背景。

在場旁聽得多位學者和研究生亦簡要分享了自己得思考。胡宸（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思考如何從地方民間文獻中發現問題，怎么樣與學界展開對話。他認為，誠如劉永華老師所言，需要和更大得區域聯系起來，才能更好地看清問題得本質。徐隆垚（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提到，溫海波得研究提示了他民間文獻與圖書館文獻之間得差異，也提醒了他對書籍副文本和版本得重視。他認為，將書籍得閱讀放入具體得歷史時空是非常重要得議題，文學社會學與書籍史聯系起來也非常值得探索。李世眾老師得研究則啟發他注意地方文人社會和書籍史之間得關聯。劉瀚翔（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主要就自己得學位論文選題——石倉鄉村得人際關系網絡——抒發了感想。此外，來自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人類學系，以及上海師范大學等單位得師生亦踴躍發言，表達了見解和收獲。蕞后，工作坊在輕松、愉悅得氣氛中圓滿結束。

：黃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