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鴉片戰爭之后，羸弱不堪的清王朝面臨著內憂外患，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慈禧太后不得不以“自強”、“求富”為口號開展洋務運動。
這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挽救清王朝統治的自救運動，一下子打開了長期封閉的國門，引進了大量西方18世紀以后的科學技術成果，引譯了大量各類西方著作文獻，興建了一大批工業及化學企業，開啟了日后中國的工業發展和現代化之路。
這個時期，中國內外交流日漸增多，坊間傳言一意大利商人把桉樹送給慈禧太后，說是可以“避蚊滅菌，保佑平安”，慈禧太后還聽說此樹高大威猛，不禁心頭一喜，遂賜名曰“安樹”。
這是真的嗎？難道真的是慈禧太后把桉樹引進中國的？
傳言與歷史背景、慈禧喜好都很吻合，似乎有板有眼，但事實并非如此。
桉樹喜光，喜濕，耐旱，耐熱，畏寒，對低溫很敏感，即使在今天桉樹最北也只能栽種到秦嶺南坡的陜西漢中、勉縣等地，而北京降雨量小，冬季氣溫低，因此它在北京無法越冬。
相信精明的意大利商人絕對不會觸這樣的霉頭，把無法在北京存活的桉樹送給慈禧太后。
那么，事實是怎么樣的呢？
根據現有資料記載，我國最早于1890年從意大利引進了檸檬桉等多種桉樹，栽培于到廣州、香港、澳門等地，同年法國人把細葉桉也引種到了廣西龍州。1894年福建的福州引進了野桉，1896年云南的昆明引進了藍桉，1910年四川的西昌、遂寧引進了赤桉，1912年福建的廈門引進了赤桉和野桉，1916年粵漢鐵路廣州至衡陽段栽種了檸檬桉和大葉桉……此外，引進栽植較早的地方還有廣東的汕頭、梅縣、湛江，海南的海口，廣西的南寧、柳州、北海，福建的南平、浙江的溫州，江西的贛州等地。
至于引種桉樹第一人到底是誰，未見有史料記載。那些最早栽植的桉樹，歷經歲月洗禮，且幾經損毀和破壞，如今已經難尋蹤跡。昆明海埂公園尚存有一桉樹群，其中一棵藍桉高近50米、樹徑2.7米，至今已有124年的樹齡，被確認為“中國第一桉”。
1990年11月21日，為紀念我國桉樹引種一百周年，原郵電部發行了紀念郵資片一枚。郵片片面為桉樹，郵資圖案為紅色的桉樹種子。
說起桉樹的引種歷史，不得不提起推動中西交流的晚清外交官——吳宗濂。
吳宗濂（1856年－1933年）字挹清，號景周，江蘇嘉定人。其于1909年奉派出任駐意大利欽差大臣，1912年改稱外交代表，1913年12月辭去駐意代表一職，回國。
吳宗濂在出使意大利期間，曾與桉樹有多次親密接觸，他看到桉樹用途廣泛，而且生長迅速，易于在溫濕之地種植，還能起到驅瘧避疫的作用，且“大者可備棟梁之選，小者堪應器具之需，……與國脈民生大有裨益”，故而專門上書慈禧太后，請求引種桉樹。
這個時候，桉樹之名才第一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
吳宗濂根據法文eucalyptus的譯音“安加利潑多”，按音取名為“桉”。因“桉”的古文與“案”字相通，有其材可制器物的意思，又因這種樹有治病辟疫之功效，取名為“桉”也有安而無危的意思。
后來，他還參照法國植物學家白蘭姆和恭斯丹二人所著的《植物叢編》，并經門生徐球薈萃歐洲植物學各種著作，詳加校訂，輯譯完成了《桉譜》，并于宣統二年（191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桉譜》一書雖然是輯譯專著，但它不僅是我國第一部有關引種外來樹種的專著，也是我國植物學較早的專類著作，全書分名義、形體、產地、生長、歷史、功用、特質、種法、購種地址和附圖等，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有關桉樹各方面的科學知識，對引種桉樹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彈指一揮間，百余年光陰，桉樹在中國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零星種植到大規模生產，從庭院觀賞、四旁綠化到木材產量巨無霸的歷程，其用途也從柴火薪碳拓展到木片出口、制漿造紙、膠合板、中高密度板、地板基材等，已經形成包括種苗、肥料、制材、制漿造紙、人造板、生物質能源和林副產品等環節的完整產業鏈，總產值超8000億元。
桉樹適應性廣，生命力強，而且生長快、產量高、效益好，已經成為華南地區最重要的紙漿材和纖維材樹種。目前，我國現有桉樹人工林面積6750萬畝，約占我國森林總面積的2.1%，占人工林總面積的6.3%，種植面積僅次于巴西和印度，居世界第三位。木材產量超過4000萬立方米，占全國木材產量半壁江山，是保障國家木材安全的頂梁之柱。
盡管備受各種非議，但從來沒有一個樹種可以像桉樹那樣，來自異國他鄉，卻在中國落地生根，且枝繁葉茂，有力支撐著中國的木材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