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ilk of Dreams》內頁和書封。圖片來源：New York Review Books
耳朵上長出翅膀的小男孩，把羊肉做成玫瑰花的屠夫，與鱷魚成為朋友的孩子，困在啫喱蛋糕中的禿鷲——這些都是奧諾拉·卡林頓的《夢想之乳》中的角色。這位生于英國一個富裕家庭的女藝術家二戰期間流亡至墨西哥，并在這遠離戰火、遠離自己出身與過往的土地上創造出了一個奇詭的世界。
利奧諾拉·卡林頓繪畫中的想象元素。圖片來源：BBC紀錄片《Leonora Carrington - The Lost Surrealist》
六月威尼斯雙年展組委會宣布以 “夢想之乳” （The Milk of Dreams）作為2023年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夢想之乳”正是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利奧諾拉·卡林頓上世紀50年代創作的繪本。如本屆雙年展策展人塞西莉亞·阿萊馬尼（Cecelia Alemani）所言，卡林頓以她的故事和圖像營造了“一個神奇的世界。在那里生活通過想象的棱鏡不斷被重新認識，在那里每個人都可以改變和被改變，成為另一個人或物”。
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利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攝影：Lee Miller， 1939年。 ?Lee Miller Archives
2011年享年94歲的卡靈頓在墨西哥城去世，是20世紀超現實主義藝術浪潮中最后的弄潮兒之一。她的一生才華橫溢、絢爛瑰麗，卻始終處于地理的邊陲，還有歷史與主流敘事的邊緣。威尼斯雙年展組委會對卡林頓的致敬一來彰顯了她的作品對當下的啟迪，二來代表了對女性藝術家在藝術史中地位的正視與承認。
利奧諾拉·卡林頓在墨西哥城羅馬街區Calle Chihuahua的住所。?Casa Estudio Leonora Carrington UAM
本次雙年展將聚焦三個主題：身體的表現和它們的蛻變、個人和技術的關系、身體和地球的聯系。在阿萊馬尼看來，卡靈頓的創作回應了我們這個“物種的生存受到威脅”且“疑慮彌漫在科學、藝術和神話中”的時代。她提到許多藝術家正在想象一種后人類的生存狀態和物種間的新聯盟，也借此挑戰現代西方以白人男性為“理性人”和萬物尺度的觀念。卡林頓筆下那個人類與非人類共生，且滋養出非凡生物的多元世界正是對現今生態議題的獨特思考。卡靈頓創作出的形象在一次次身體的蛻變中扣問人與其他物種的界限，探索對性別與身份的定義。本屆雙年展從她的作品出發，帶領我們走上新的想象之旅。
威尼斯雙年展主席羅伯特·奇庫托（Roberto Cicutto）(左)和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塞西莉亞·阿萊馬尼（Cecilia Alemani）。圖片來源：威尼斯雙年展
卡林頓的名字也往往與她曾經的伴侶德國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相連。然而卡林頓自己卻直言不諱：“我沒空做別人的繆斯，我忙于反抗我的家庭并學習成為一名藝術家。”
她能塑造出那貌似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正是因為她終其一生都在反叛中尋求出路——反叛她的原生家庭和性別的禁錮。
卡林頓早年的人生與藝術之路都頗為坎坷，兒時的卡林頓就因叛逆的舉止連續被兩所天主教寄宿制學校開除，父親也極力反對她從事藝術創作。默默支持她藝術熱情的愛爾蘭裔的母親不僅帶領她進入了凱爾特神話的夢幻世界，還贈予了她藝術評論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所著的《超現實主義藝術》，讓她首次接觸到超現實主義的思潮。卡林頓和父親的關系是冷漠的，她甚至說自己是她母親和一個機器相遇后誕下的產物。二戰爆發后，她當時的伴侶馬克斯·恩斯特被法德軍方相繼逮捕，卡林頓情緒崩潰并一度被送進精神病院，經歷了痛苦不堪的電療。她的家人隨后企圖把她送到遠在南非的精神病院，卡林頓于中途逃脫，在轉輾葡萄牙、紐約等地后終于在1942年抵達墨西哥，并在此過完了后半個人生。
利奧諾拉·卡林頓的超現實主義繪畫世界。圖片來源：BBC紀錄片《Leonora Carrington - The Lost Surrealist》
女性在超現實主義運動中所占的權重及做出的貢獻，比其他現代主義藝術運動都更為顯著。研究女性藝術史和理論的著名學者惠特尼·查德威克（Whitney Chadwick）曾寫道：“超現實主義讓許多女性首次目睹一個可以在其中進行創作，并從原生家庭強加的社會期許中解放出來的世界”。在一戰的廢墟中成立的超現實主義尋求擺脫理性的制約，探尋潛意識中的主體經驗，強調徹底的個人和藝術自由。
在此基礎之上，她們試圖真實地呈現自己，描繪自己的恐懼、希冀和欲望。她們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女性的心理形象化。
利奧諾拉·卡林頓，《自畫像》（Self-Portrait）, 1937-38年, 圖片來源：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自畫像毫不意外地是超現實主義女藝術家鐘愛的題材。卡林頓1938年完成的《自畫像》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在這個半開放的室內空間中，墻上一匹似是玩偶的白馬仿佛縱身躍到了一墻之隔的樹林中，變成了真正的野馬。卡林頓坐在椅子上，她蓬松的長發像是飄揚的馬鬃，而她抬起的右手也照應著腳邊一只母鬣狗微微舉起的左腿。這幅作品充滿著象征意味。
馬是她作品中慣常出現的意象，代表著自由和獨立。卡林頓也認同鬣狗的野性。鬣狗的性別同時照應著卡林頓自身。將一只野生動物引入室內，而木馬在奔騰出室后變得鮮活，這份張力訴說著她對女性既定社會角色的質疑，和她掙脫束縛的渴望。
卡林頓的童年浸染在凱爾特的神話里，來到墨西哥之后又獲悉了當地的民間故事，她也對其他文化的傳統習俗深感興趣。卡林頓的許多作品都從遠古傳說和神秘儀式中獲得靈感。在她眼中，它們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發現被現代社會剝奪的女性的獨立性與力量，并建立人與寰宇間純粹和諧的聯系。她曾表示：“我希望我們大多數人都能明白，女性不應該要求權利。因為權利從一開始就在那里。它們必須被重新奪回，包括原本屬于我們的，被侵犯、竊取或破壞的神話。”
利奧諾拉·卡林頓，《女巨人》（The Giantess）, 1947年,。圖片來源：archive.org
她常會描繪一個白女神的形象，一個集愛、權力與詩性于一身的神話人物。傳說她曾是母系社會的統治者，卻被她的男性守衛奪取了地位。在作品《女巨人》（The Giantess）中，一個身披白衣的女巨人小心翼翼地守護著手中一顆代表宏觀與微觀世界的蛋。她雖龐大卻溫柔，她的威嚴不是毀滅性的，而是扶植性和孕育性的。飛鳥在她的袍子間穿梭，植被在她的腳下生長，有機的生命體各得其所安然自得。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卡林頓和其它女性主義者共同發起了墨西哥女性解放運動，并為之設計了宣傳海報。在這名為《女性的意識》（Mujeres conciencia）的作品中，卡林頓再次回到了遠古的故事中以探尋當代女性處境的根源。于蛇和蘋果樹的襯托之下，她重新講述了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但在她的版本中，伊甸園里不再有亞當，而是兩個夏娃。那個讓女性數千年來背負“原罪”的男人消失了。卡林頓想讓女性們看到她們可以掌握人類歷史敘述的主動權。
利奧諾拉·卡林頓，《女性的意識》（Mujeres conciencia）, 1947年。圖片來源：Gallery Wendi Norris, San Francisco. ? 2019 Estate of Leonora Carringt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Estate of Leonora Carrington / 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19.
《女性的意識》和《女巨人》這兩幅畫作也都體現了卡靈頓生態女性主義的思考。在七十年代的一篇隨筆中，她不再稱呼自己為“藝術家”或是“女性藝術家”，而是“女性人類動物”（female-human-animal），以此拒絕對物種的人為分類。在《女性的意識》中，蛇不再是墮落的象征，而是女性間分享知識和勞動的紐帶。蘋果不再是禁果，而促成了生命的延續。在這個沒有亞當的世界里，人與自然界的其他物種都由一片翠綠的背景攜裹，成就一代代的豐饒。
利奧諾拉·卡林頓于墨西哥家中，2000年。攝影：Daniel Aguilar/Reuters
2007年英國記者喬安娜·莫赫德（Joanna Moorhead）在《衛報》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當她和一位來自墨西哥的女性說起自己的父親有一位名叫利奧諾拉·卡林頓的表親，但她卻對卡林頓所知甚少時，對方表示詫異。因為她在墨西哥家喻戶曉，可她在英國，甚至對于她的親人都是一個陌生人。泰特現代藝術館的策展人也對莫赫德坦言：“英國像你的家人一樣，忽視了卡林頓。”那時泰特只藏有兩件卡林頓的素描作品。直到2015年泰特利物浦分館舉辦的卡林頓回顧展才向英國公眾完整呈現了她的一生。
利奧諾拉·卡林頓，《瑪雅人的奇幻世界》（El mundo mágico de los mayas），1964年 ?Estate of Leonora Carington/ARS, NY and DAGS, London 2019
利奧諾拉·卡林頓在墨西哥城創作公共雕塑《小鱷魚怎么了》（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圖片來源：紀錄片《Leonora Carrington, imaginación a galope fino》
利奧諾拉·卡林頓，《小鱷魚怎么了》（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 2000年。攝影：Carlos Valenzuela
她的第二故鄉墨西哥給予了這位藝術家高度的認可。她1964年受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所托創作的壁畫杰作《瑪雅人的奇幻世界》（El mundo mágico de los mayas）展現了她對墨西哥文化的深刻認識。她為墨西哥城創作的公共雕塑《小鱷魚怎么了》（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的原稿在2015年她的生日那天被選為谷歌當日的涂鴉（Doodle）。2018年在墨西哥城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回顧展也將視野拓展到她的繪畫之外，把她的文學、戲劇和電影創作納入對她藝術實踐的綜合理解。今年她在墨西哥城生活了愈六載的故居也作為博物館向公眾開放，其中保留有八千余件她的個人物品和作品。
利奧諾拉·卡林頓，《小鱷魚怎么了》（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 1998年。圖片來源：archive.org
西方主流藝術界對卡靈頓的再發現很大程度上在于近年來更具全球性的眼光，其中包括對拉美現當代藝術的研究。在2019年于紐約舉辦的“超現實主義在墨西哥”（Surrealism in Mexico）的展評中，《紐約時報》評價道：“一些超現實主義最優秀的畫作是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在墨西哥由女性創作的。”
“超現實主義在墨西哥”（Surrealism in Mexico）展覽現場，2019年，DI DONNA畫廊，紐約。圖片來源：DI DONNA畫廊
“醒來的夢想家”（Dreamers Awake）展覽現場，2017年，白立方畫廊，倫敦。圖片來源：白立方畫廊
另外，對超現實主義的重新審視，尤其是對女性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考量也讓卡林頓的明名字近年格外活躍。2017年在倫敦白立方畫廊舉辦的“醒來的夢想家”（Dreamers Awake），以及去年在德國和丹麥舉辦的展覽“非凡的女性”都探討了女性藝術家對超現實主義的貢獻。2019年重新開館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也將卡林頓的作品放在超現實主義展廳的醒目位置，并在去年又購入兩件她的畫作。
利奧諾拉·卡林頓，《隨后我們看到彌諾陶洛斯的女兒》（And Then We Saw the Daughter of the Minotaur），1953年，現展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2021 Leonora Carringt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隨著她的文集這幾年來被一一出版成冊，有關她的展覽在世界各地舉辦，這位藝術家正一步步走入大眾的視野和藝術史的敘事中。希望這不算太遲。她的創作質疑小到家庭，大到社會的權力架構；她也讓我們以另一種視角看待人類與非人類物種的關聯；她對傳統與傳說的挖掘和演繹或讓我們正視逐漸被淡忘的文化之根，或讓我們從本源上理解現世的處境。在掙脫狹隘的性別和身份定義的過程中，她想象著另一種轉變和共存的方式。她構建出的一番如夢似幻的現實在女性的悉心維護下不見硝煙、萬物共生，也啟發著我們思索對當下社會、性別和生態問題的認知和改變路徑。（撰文/趙文睿）
（文章來源源于TANC）
